从成府路往北，穿过清华东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下简称“半导体研究所”）门前的11个大字清晰可见。在名门学府和科研院所林立的北京五道口，无论是地理位置、占地面积，还是所内建筑物样式，半导体研究所都不起眼。然而这里却是孕育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的摇篮，它的赫赫威名饱含在“做学问”里，至于“做学问”的人，外界一般评价为：一群实现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贡献者，是先驱，是奠基人。而这群人的名号，很多都是在半导体研究所打响的。

由大门口往里走，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的办公室，就位于一幢建筑楼的三层。他的房间不大，一览无余，和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办公室相比，甚至显得过分简朴。一张实木书桌紧靠右面的墙壁，桌面上的保护膜有些磨损，下边压着大大小小的纸片。纸片有新有旧，有的边缘已经泛黄了，但上边的物理公式、笔记依旧清楚。桌子前摆了一个木椅子，样式很传统，上边有一个半旧的垫子，夏建白解释说“这比坐沙发椅舒服”。贴着左边墙壁的是房间最醒目、最“豪华”的大书柜，一排4个，满满当当的都是和物理学相关的书籍，它几乎占据了屋子的一半空间，把最里边的老式沙发映衬得更小巧。那沙发看起来也有些年头，据说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泰斗黄昆先生留下来的，如今夏建白已经习惯工作累了，躺在上面眯一会儿。

“年纪大了，能力也有限，我就尽可能再做点儿从0到1的工作。”年逾八十，夏建白因早年的伤病，如今腿脚都不大利索，但为了半导体物理研究的长足发展，他还不能允许自己闲下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建白

四海波荡 智者扎根

“您本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为什么……”对于夏建白办公室的摆设，记者忍不住发问。
“不需要，不需要，别的东西用的年头长了也就旧了。”他听多了这类问题，忙笑着打断，“院士待遇挺好的，不过凳子我还是喜欢硬的”。

板凳甘坐十年冷，磨的不仅是韧性还有耐性。更何况对夏建白来讲，不耐得住寂寞，哪有那么多项半导体物理理论诞生？“科研工作方面，我确实做了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但创造性不大。除了我本身的原因外，我最好的青春年华已经浪费在各种变动之中了。”在半导体研究所为年满80岁的院士出版的文集中，夏建白也表达了他的遗憾。
       他在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一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国内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问世，“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印着爱因斯坦、牛顿等国外著名物理学家的宣传画贴满了大街小巷，报纸里写满了一代人对科学发展的激情。这让志存高远的夏建白深受影响，毫不犹豫地投身物理学研究。“当时的入学率还很高，我记得上海到北京的学生特别多，光考到北大的学生就坐了满满一火车车厢，可能还不止一车厢呢！”回忆起那时的场面，自信满满的年龄充满着对未来的期待，夏建白有些激动。

不过进入北京大学不到1年时间，他就被特殊的时代环境浇下一盆又一盆冷水。“1956年进的北大，就最开始学了点儿基础课，普通物理、高等数学之类的，然后几年基本上就没读书了。”夏建白清楚地记得，直到1960年他才好不容易挨过各种运动的狂潮，从没粮食、饿肚子、啃白薯、喝稀粥的日子中走了出来。“学校不搞运动，号召大家保重身体，党总支书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让我们先顾好自己。那时候也有时间了，我就到图书馆看看书，把以前学的复习一下，也自学点儿东西。另外北大物理系也组织了老教授们给学生讲课，那会儿认真听讲了，所以我的考试成绩就一直还不错。”
夏建白总共读了6年大学，在1962年毕业，他认为，学习过程虽然波折但基础倒是真的打好了。“特别是自学和听老教授讲课的那段时间，学到的东西一辈子都管用。当时北大物理系有不少名教授，各有特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黄昆先生的固体物理课，他的讲座总是能够深入浅出，物理概念非常清楚，一下就把我引入了固体物质这一奥妙无穷的大天地中……”

也因为总是不声不吭地念书，大学毕业时，夏建白预感自己作为“落后分子”不会被分配到好单位，心里有些不甘心。而正在他为自己的前途忧心的时候，国家研究生招生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让他重燃希望。“以前研究生招生都是分派的，要讲究运动表现突出。这次改革，领导人认为中国的人才也要考虑实际本领，研究生也要考试。考试，我不怕呀！”夏建白作为研究生考试的第一批受益者，苦学了一个多月，把几年前的听课讲义、笔记全都翻出来狠狠地复习，终于以满分的成绩如愿考到了黄昆先生名下。“因为当时考了100分，后来黄老师还特意和我说，对我印象很深。”如今谈起来，夏建白言语间颇为那时的自己感到骄傲。
      后来，研究生3年，大环境比较稳定，夏建白也就有了充足的时间念书、做论文，跟着黄昆先生打好半导体理论的知识基础。在他的印象中，黄昆先生格外严格，绝不允许身边的人犯概念性的错误。“好多人做论文都怕跟黄先生讨论问题，他一发现概念错误就直接打回去。这种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我来说也是一辈子受用的。”而且不论多么高深的问题，夏建白说，黄昆先生都尽量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这种思维习惯渐渐也成了他的习惯，帮助他日后化繁为简，在研究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性收获。

 
2002年黄昆先生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郑厚植院士（左一）和夏建白院士（右一）在讨论工作

兜兜转转 勇挑大梁

夏建白拥有着多项国际首创贡献：首先提出了量子球空穴态的张量模型，得到了正确的光跃迁选择定则；首次提出了介观系统的一维量子波导理论，得到了一维介观系统中波函数的两个基本方程，类似于电路的克希霍夫定律；率先提出了（11N）衬底超晶格的有效质量理论……但他却在讲述过程中透露：“一连13年，我碰都没碰过半导体物理。”
      1966年下半年，夏建白研究生毕业接到分配通知：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没办法教书、做研究，而是在江西鲤鱼洲挖沟、开荒，蹲在草棚里和蚊子“打架”。红米饭和南瓜汤反倒成了印象最深的。
在学校“折腾”了4年左右，夏建白在1970年决定带着妻子去支援三线建设，前往山沟里的二机部585所（现西南物理研究院）工作。“那里条件虽然苦，但学术氛围很好，人也淳朴，适合静下心来钻研点儿东西。”于是，在四川乐山的山沟里，他安心地研究等离子体和受控热核反应，学问做了不少，文章也发了几篇。“原子核研究虽然和我学的专业不对口，但理论物理基础其实很宽泛，研究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现在对核能、等离子体也挺熟悉的。”夏建白回忆，那会儿除了搞研究把基础夯实，平常他最爱的就是和妻子出去买菜。两人骑着自行车，背着背篓，早晨出去，傍晚回来，从曲折的山路上走个往返，再加上买菜的时间，正好一天。
        这样踏实的日子一过就是8年，夏建白迎来了女儿的出生，也等来了一个机会。1977年，邓小平同志亲自点将，让黄昆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所长。从报纸看到消息的那一刻，夏建白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回去，去干回自己的老本行，去弥补这么多年没碰半导体物理研究的遗憾。次年，他给黄昆先生写信表达了调动意向，几番周折终于回到了半导体研究所。

  回来后的十几年，夏建白表示是他做研究最纯粹的时期，国家支持力度大，作为科研人员搞创新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做过一些深能级和表面电子结构的计算，同时还积极开展了当时处于国际前沿的半导体超晶格、量子阱的理论研究，参加了原“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他取得了诸多开创性成果，获得了1989年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8年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同时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最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一员。

对于这些成绩，夏建白认为不是他一个人的。他表示，正是因为黄昆先生的高瞻远瞩，看准了当时半导体物理学的发展趋势，他们才锁定了超晶格量子阱研究。“超晶格具备整块材料没有的优势，整块材料做不到的，它能做得到。比如说做电子器件，它能实现高的迁移率；另外特别是在激光器方面，以前半导体激光器基本上不能连续发光，利用超晶格就可以，能产生连续的、稳定的信号。现在的光通信、网络都用得到。”
另外，科学研究能够快速步入正轨，实现成果产出，他认为还应该感谢国家的关注和支持及国内研究机构的通力合作。“我们国家的第一台大计算机，是领导人亲自批准从国外引进的，耗资近百万美元。”大型计算机设备的问题解决了，制造超晶格要用的设备还没着落。“超晶格的相关设备，国际上对中国是禁运的。那时候，我们所的教授和物理研究所的教授就一起想办法，跟沈阳的一个仪器厂合作，搞了一两年，总算研发出了我国第一台分子外延设备。”

在人才、设备都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半导体物理研究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那几年发展得很快，我们发表的文章在国际上都是靠前的、领先的。”除了学术文献作为佐证，夏建白说，把国际会议搬到家门口更足以说明世界对中国半导体领域发展的认可。“1992年8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了第21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各大媒体争相进行了报道。而举办这场全世界半导体物理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也让中国半导体物理研究拥有了更为充分的国际话语权。

 
2018年9月香山科学会议开幕式合影

古道热肠 求新求异

2001年，62岁的夏建白因贡献卓越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此前近20年的时间，他都在忙着与超晶格电子结构的平面波展开方法、量子球、量子线及空穴隧穿理论打交道，忙着出国深造，忙着写书、做文章、传播半导体物理知识。
受国内领域研究的启发，他在国际上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空穴共振隧穿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了计算超晶格电子结构的有限平面波展开方法，编写的专著《半导体超晶格物理》《现代半导体物理》等在行业内及高校院所课堂上都很受欢迎。

当选院士后，他说，除了做研究，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也更重了。而秉承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态度，他还是想做些创新性的工作，尽管难度大、工作强度大，还极容易受国际权威的质疑。“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鼓励做0到1的工作，国际上没有的就是0，没人做，我做，我就希望带学生做这种工作。”

夏建白带的学生不多，研究生算起来只有20多个，其中还有和别的导师一起培养的。但令他颇为骄傲的是，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或者小城市，每个人都很有出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创新的工作，也帮助我完成了承担的科研任务，我们都得到了共同的提高。”2004年—2018年，夏建白三度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里边有他自己牵头的项目，也有他的学生主导完成的课题。坚持创新，开展别人没有做的工作，他不仅自己做到了，还让学生也做到了。

学生教育离不开知识的学习。“黄昆先生教导我们，对于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服从于应用，要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早在高中时期，夏建白就明白了打好基础的重要性，人家问他能够在上海市中学数学竞赛取得第5名的诀窍是什么，他说：“上课把书都学好。”

从2003年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夏建白越来越关注教育体制、科研管理制度的改革。“从保证教学质量出发，一个导师带七八个学生已经很累了，有些研究生在学习期间难得见上导师一面，虽然到最后发表论文了也毕业了，可能还是没有入门。”他不赞成研究生大规模扩招，在研究生扩招声音愈演愈烈的时候，他提出：每个导师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数量要加以限制，尤其要限制在职研究生的数量，在职人员有本职工作，静下心来做学问很难。“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应该以提高质量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单纯追求数量。”

2018年6月，与宗易昕、武海斌在文宏玉博士毕业典礼后留影。

与此同时，他还表示，希望现有的科研管理制度能够不断完善。“现在的科研经费并不是少，问题在于怎么有效地、节约地使用。”夏建白指出，这几年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增加了许多，但当前我国科研经费的使用，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重复分配使用，使得有限的科研经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以国人参与国际会议为例，说明了频繁参会造成的科研资源浪费、学术交流效果不明显等弊病，建议国家从经费管理着手改进科技体制，让科学家在不浪费的基础上都能安心地做研究，踏踏实实地工作，真正地出成果。

现有科研评价体系方面，夏建白认为，如何评价一个科研项目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对生产有没有用；二要看它的国际地位。“不能只看论文的影响因子。有些科研成果既不能对生产有好处，又不是国际首创，这种就不应该鼓吹。”他也明确表示，现阶段还没办法抛开论文影响因子的参考标准，真正要实现“成果论英雄”的标准体系还任重而道远，需要国内科技界共同努力、参与。

如今，刚刚过完80岁寿辰的夏建白还没打算停下来，每天8点半到办公室，拿一个颜色发暗的老陶瓷杯泡杯茶，一伏案就是几个小时……“现在研究所内七八个院士，年纪大点儿的身体都不太好。我就希望自己的身体状态能够平稳点儿，正常地生活、工作下去，干到干不动为止。”

来源：科学中国人2019年5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