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翻旧书，看到一本工人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一个中国人看世界》，作者是吴季松。作者小传里介绍：“吴季松，1944年生。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1979—1981年在法国核研究中心进修并工作。1982年转入国际学术交流工作，曾作为我国代表团科学顾问小组成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2届大会。现为（1987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计划调研与国际组织处副处长。”

《一个中国人看世界》，工人出版社，1987 年 4 月出版

这本书主要是世界各国的游记，但是其中一章“我所在的研究所”今天看了还有现实意义。当今中国科研中存在的问题30年前作者就有所体会。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在国外时，和去学习进修或工作的朋友聊起来，几乎没有人不说，为什么在国外比国内的成果多呢？是洋面包能使人聪明吗？绝对不是。是导师高明，设备先进吗？也仅仅是一部分原因，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没有繁重家务，分工明确，有条不紊地工作，还有最重要的，摆脱了莫名其妙的流言蜚语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的纠缠，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在这个科技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代里，我们要展开一场创世界纪录的百米赛，不搞挡人、挤人，不用控制速度、保持实力，更不是美式足球，必须打倒别人，自己才能向前跑。全体科学工作者应当真正肩负起现代化的历史重任。”
        我国的科研管理制度年年改，月月改，可是越改人事关系就越来越“错综复杂”，科学家们整天忙于处理这种人事关系，怎么能做到安心、有条不紊地工作。这个题目太大，我还是回到我自己的题目：“有效节约地使用科研经费”上来。
文章中有一段是“国际学术交流”，其中说道：“不少人以为欧美各国的学术交流是十分频繁的，这并不完全正确。我所在单位属于西欧原子能联营，大约是国际学术交流最多的单位之一。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由于西欧各国距离很近，从巴黎到伦敦出差，就像北京到天津一样，因此在英、法、德、意之间的交流是十分频繁的。但是对于去美国、日本出差、开会则控制很严，好像并不比我们现在（1987年）出国容易多少。对出国人员质量也十分注意，没有较大成果的中级研究人员大多没有因公去过美、日，能出去的人则在国外努力工作，回来后认真总结，做到次次有收获，否则难以再去。”
反过来看中国，这几年科研经费增加很多，因公出国出差开会成了常事。据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国际会议，参会最多的第一是举办国，第二就是中国了。中国科学家申请科研经费，其中一项就是国际交流。只要项目获准了，经费就有保证，不需要再批准和回来交账。
        另外，中国科研管理的财务制度有一项很奇怪的规定：“科研经费当年没有用完的就要收回，因此在计划里的就要尽量花完”。出国开会就是花科研经费的一个重要途径。科研经费的使用与一般的工程项目不一样，随机性较大，不像工程项目那样能按年度计划进行。要一个科学家把今后3年或者5年内的所有开支都详细写出来，真是天方夜谭，不知道管科研经费的人懂不懂科学研究的规律。
        要鼓励科学家有效节约地使用科研经费，不是越多越好（看与他的成果是否成正比）。应该是鼓励节约，把省下来的经费用到下一个项目中去。
出差、国际交流费只占科研经费预算的一小部分，重点是科研经费的分配。如果分配不当，既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又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一般科研经费的分配主要决定于科研成果的评价和预期结果。
        如何评价科研成果，在中国又是一个大问题。文章中说：“在欧美，判定一个科研项目是否有成果，只有两个标准：一是在实际生产中是否有效益，二是在国际竞争中是否有地位。”“能用于实际生产的成果，一般向国家申请专利，或者直接卖给公司，以经济效果判定成果的大小，专家、权威的空洞评语一般是不起作用的。”“为了得到资金，不少研究所在上报成果时，也极尽其夸大之能事，故作玄虚。但是主管部门懂业务，知行情，要求严格，办事认真，被瞒过去的不多。”
        中国过去科技管理部门被国际垄断出版集团迷惑，将影响因子作为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近几年由于科技界的呼吁，情况有所好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出台了要鼓励0—1的科研项目，就是原始创新的项目。但实际做起来，困难和障碍很多。直到现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还要计算发表文章数和相应的影响因子。为了过关，实验室不得不安排一些人做一些“时髦”题目，以便增加影响因子。
        就像文章开始所说的，吃米饭的中国人不比吃面包的外国人差，再说日本人也吃米饭，为什么这几年日本的诺贝尔奖连连不断，而中国人好像离诺贝尔奖越行越远。希望这种情况能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注意。就个人来说，应首先从自己做起，从脚下做起，有效节约地使用每一分科研经费。